[l0]202 F2d 866 (2nd Cir 1953)． [11]杰罗米·弗兰克（Jerome Frank)系美国声誉卓著的法官，倡导法现实主义（legalrealism)，与卡尔·卢埃林（Karl Llewellyn）同享盛名。
但当事人因此受了很大的气[52]，这个气不出，做人都没有尊严，在村庄生活中就没有面子。[18]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但乡村社会内部的分化并不大。应该说，类似做法在当前基层法官的司法过程中虽不断减少，但仍然比较常见。[17] 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乡村干部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掌握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乡村司法技术，在实践中解决了大量的纠纷。在城市里，单位制几乎全部瓦解，单位、居委会基本上退出了纠纷解决体系，不再提供司法供给。
乡村干部的司法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高度依赖地方性知识。对于基层法官来说，只要将社会效果作为司法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非法律的因素就可以合理、合法、制度性地进入司法过程。甚至特定情况下（如对侵犯信用社利益的理事、主任、经理）提起诉讼。
{11}汤武、简瑞林：民主制的悖论与准国有制的选择：对农村信用社体制的现状观察与改革思考，载《金融研究》2001年第12期。吴俊丽：海外合作金融对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的借鉴，载《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国民政府统治者甚至通过排斥、剥夺其他主体在信用社的股权而变更了信用社的原有产权安排，把信用社变成了国家银行基层组织。[23]当前，我国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系统。
同样，对当前以省为系统的各农村信用合作单一体系的改造主要就是剔除系统中政府控制的因素，省级联社或信用社省级管理机构不再代表省政府履行职能。专门的信用合作社（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产生要晚于一般的合作社组织，1849年德国人雷发巽创立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拉开了农村金融合作的序幕。
[13]企业法人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第2条第2款明确，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16]要使得社员积极参与信用合作社民主管理，法律制度的安排必须保障信用社的利益同社员的利益一致。其次，合理设置投资股和资格股的利益分配制度。因此，法律在承认合作社可以吸收非社员股金的情况下，必须保障社员的民主管理能够充分行使。
事实上，在原有的管理体制下，省地方政府已经实际上控制着一定的信用社的金融资源。其实，从我国近年的立法来看，也并不禁止合作社吸收非社员。{4} （P. 636 -637）其次，从内部来看，合作社必须遵循民主的原则才能顺利运行，才不致于偏离合作社的初衷。针对我国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遭遇的民主困境，法律制度能够帮助和推动其从困境中突围。
1959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把下放到人民公社的营业所收回，将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权下放到生产大队，按生产大队设立信用分部。因此，如果要求决议经全体代表的2/3以上多数或全体代表的1/2以上多数通过，则实际上很多决议难以通过，从而给合作社的内部人滥权开方便之门。
1993宪法修正案将该条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社。
民主与法治存在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充分、有效的民主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因此，信用合作社成为菲律宾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11}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员的民主参与权也只能是流于形式，在民主选举方面，很多信用合作社主任（或理事长）、监事等的提名程序从来就没有真正对社员公开，信用合作社的内部决策实际上被内部人控制。[11]2003年银监会发布《关于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次，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从信用社自身的发展来看，吸收非社员股金也是必要的，有些是基于扩张资本实现盈利的目的，有些是基于发展的需要，特别在社员入股积极性很低的地方。
首先，我国的信用合作社基本失去了互助的性质。张德峰，单位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继续运行的原因除了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已经运行多年而制度安排的剧烈变动会增加成本外，更关键的是，当前以省为系统的各农村信用合作单一体系并非是导致我国信用合作丧失独立性的根源。其次，重整中央级农村信用合作机构。
1995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修订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再次确认了合作社的民主属性：（1）合作社被定义为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24]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黑龙江、陕西、四川、浙江、福建五省开展了组建省级信用合作自律管理组织的试点工作，至11月26日，五省信用合作协会（陕西省称联合会）正式挂牌成立，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能正式移交协会。
[9]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将人民公社信用部、分部撤并为信用社，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确定了信用社组织的独立地位，但明确信用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配备管理接受当地党委领导，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领导。在一些地区，它们被认为是能满足成千上万小存贷户的储蓄和信用需求的主要金融机构。（一）信用合作社的合作社法人属性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信用合作社的法律属性应当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3}（P.657）因此，合作社组织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普遍存在。
鉴于此，本文认为，保障社员代表大会能有效行使决议权的途径是降低决议的通过条件，例如，将决议的通过条件改为出席代表的2/3以上多数或出席代表的1/2以上多数通过。显然，信用合作社不应当归属于企业法人，其并不为社员营利，合作社在经营目的上，不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主要是以社员之间的互济、互助、互惠、互利为其目的，其基本目标是为社员服务，并不以营利为目的。
[15]因此，我国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并非必须清除所有非社员，而是可以承认其合法地位，允许信用合作社中非社员股金（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股）和社员股金（以取得民主管理权和获得互助为目的的资格股）并存。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时，罗虚代尔社的办社原则被列入联盟章程作为国际合作联盟的办社原则，即罗虚代尔原则。
但在信用合作社的企业法人属性被否定的前提下，合作社法人的工商登记则变得无法可依—2002年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仅适用于企业法人的登记。在表决时，每个社员无论股份多少，每人只有一票权力。
但不合理的监管可以导致信用合作的不独立，我国当前就属此类。{2}张笑寒：《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解析与实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但是，同样属于单一模式的德国，其合作金融体系中却没有法国的行政色彩，其三个层次之间只是经济杠杆调节的合作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它们都是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独立法人。参见熊霞：华洋义赈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24页。
本文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要实现真正独立，应当在对现存单一模式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吸纳日本混合模式的做法重建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体系。在自然人自愿联合的基层合作社，社员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其他层次的合作社也要以民主的方式组织。
{21}赵磊、魏硕：村信用合作社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载《经济师》2005年第6期。[5]据章元善先生介绍：1920年，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五省发生严重旱灾，1921年11月，参与五省赈灾的各省赈济组织为总结赈灾经验，推选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议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救济团体—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
一类以为入了股就能贷款。那么，信用合作社的法律属性如何？其应当为一种特殊的法人，即合作社法人—合作社具备典型的法人形态，应当取得法人资格，成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独立民事主体{7} （P. 442 -443）。
